第一卷
1.54今非昔比
金陵知府衙门。
“薛家的人走了？”一身居家便服的金陵知府淡淡问道。
“已经走了。”刚刚进门的师爷赶紧答话，“东翁，为何如此？”
“你觉得如何？”知府端起茶杯，轻轻吹走漂浮的茶叶。
“薛家再怎么样，也是上了‘护官符’的金陵大家，大人作为金陵父母，怕是有不少事情需要他们。”师爷不解的说道，“薛蟠打死人的案子，连冯家都没怎么说话，照理说已经可以结了，更何况还有王家那位的招呼.....”
“你呀，亏你还跟了我这么多年！”知府抿一口茶水又放下，从怀中取出一封开口的信件递过去，“王子腾何曾招呼过什么？”
“这——”师爷一目十行扫完，脸上只剩下难以置信，“他竟然一句都没提？”
“通篇只说同为金陵桑梓，一向有失亲近，别说是薛蟠的打死人案子，连薛家都只在最后提了一句。”知府满脸讽刺，“‘金陵当地尚有舍妹长居，唯恐孤儿寡母欠缺教训，还望有所怜悯’，且不说案子如何，他可是薛家的舅老爷呢！”
“就是避嫌，这样做的是不是太过了？”师爷很不解。
“这信但凡是贾家送来，本官好歹也能给那些地头蛇一个说法。”知府冷哼一声，将信件连同信封一起扔进炭火，“且不说王家已经败落多年，直到这一代才靠着贾家出来个王子腾，就算本府愿意给他这个面子，金陵有多少人会给？”
“大人，王子腾再怎么说，也是京营节度使。”师爷好心提醒。
“可他没有加衔。”知府表情冷淡。
“当真如此？”师爷难以置信，“学生糊涂！”
大乾王朝的官制多承前明，但调整不小，总体上却更加简单。
明初在官员设立时，定级明显偏高，后来虽说多有改动，但总体依然是“往高了定”，以至于很多时候难以封赏，遍地三品、二品甚至一品的大员，武将方面尤其明显，特别是京城陷落、皇室南迁之后，为了拉拢人心，各种名号更是“派发”一般。
以至于百姓用顺口溜讽刺：
知房贱如狗，都督满街走；
相公（阁老）只爱财，皇帝但吃酒。
大乾王朝建立伊始，就定下了“位低权重”的总体官制，另有“正职正品”的惯例，因此在官员的品级上明显偏低，作为对这一制度的补充，太宗皇帝后期采用了“加衔”策略，以此来解决人员待遇和升迁的难题。
文官一般在本职上面加一个高半级的头衔，很多时候是“定例”，只要担任职务就自动获得加衔，比如，六部尚书定级时只有正三品，但都有“大学士”加衔，从二品，再往上都是用于表达态度的空衔，如太子太傅（正二品）、三公（从一品）甚至太师（正一品）等。
这类加衔大多采用汉唐时期的古称，同样属于太宗皇帝“乾汉一体”的宣传策略，例如林如海的“兰台寺大夫”，与督察院副都御史（一般为从三品）平级，却无实权。
他的实际官位是“巡盐御史”，定级夸张的低到正五品，却有权插手整个江南盐务方面事务，实际为江南盐务最高长官，也是朝廷财税最主要来源之一，历来只有当朝皇帝的亲信方可担任。
还有一個特殊情况，“差遣”，也就是临时委派一名高官，到某地专门负责某项大事，典型的就是赈灾，一般至少会派出一名侍郎前往，算“钦差”、有王命旗牌，任命的“总领XX事务大臣”就是常说的“差遣”，因事而设，事毕撤销，奖惩另论。
武将差不多，但细节不同，一般是加一个同级的文官官位，方便处理一些非军事类公务，例如，一省最高军事长官为提督，惯例加挂“户部尚书”衔，因为和平时期的粮饷有一部分是地方来提供，战时更夸张，很多时候所有事情都能管。
京营节度使的官方正式称呼为“提督京畿各军总兵官”，同样属于正三品提督的范畴，依例应当加挂“尚书”衔，具体名称上有所区别，但多数是“兵部尚书”，这意味着授予其人事管理权，使其成为事实上的京畿各军一把手。
王子腾没有，他只是“京营节度使”，未获得“尚书”加衔。
所以，各大总兵对他阳奉阴违，除了因为出身之外，这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管不着，老子升迁也好、立功也罢，你都没有任何权利，鸟你干嘛？军务？和平时期哪来这么多军务？真到了打仗的时候，京营多数时候拆分外派，鬼知道你算哪根葱！
这其实暴露出王家的“荣宠”不足，没能让两位皇帝同时点头，也让王子腾的地位非常尴尬。
他是公认的安泰帝亲信，要不然干不到现在的官位；他属于贾家的圈子、八公外围，理论上应该中立为主、适当偏向太上皇；他需要尚书加衔来稳定位置，当初他的节度使官位算是皇家与武勋的妥协，现在他的尚书加衔需要两个皇帝点头。
但他是安泰帝亲信，太上皇不可能点头，直接“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