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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初,丑国的报纸出现了1美分一张的报纸,并且成为了早报晚报体系,上班的蓝领工人都可以上班时买一份,下班时再买一份,报纸迅速成为大众的精神消费产品。
消费群的扩大吸引了更多的工商企业投入广告,形成良性循环。
从此,媒体的收入彻底摆脱了团伙,开始成为可以独立存在并获得稳定商业利润的企业。
这时的媒体企业,他们的目标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不断地获得消费群,不断地找到广告主,就成为媒体的唯一目标。
这一系列变化的直接结果是,报纸现在迎合的不是政党了,而是开始要迎合大众和广告主。
那这个时候,媒体如果还与团伙保持紧密关系就只会损失客户。
因为客户的政治意识形态多元,假如一家媒体从属于某一团伙或是偏好某一团伙,那就不可避免会得罪另一相反意识形态的读者,使得自己的消费市场变小,进而影响广告收入。
于是媒体开始淡化党派立场,反而开始追求一种叫公信力的东西。
所谓公信力,其实就是媒体企业为了在客户前面树立不偏不倚形象的一种手段,因为只有不偏不倚才有可能获得最大数量的客户。
那如何才能有公信力呢?媒体的总编辑在商业繁荣时代就提出了很多新的准则,成为了媒体行业竞争的新标准。
现代媒体的很多标准操守就在这时开始诞生了,比如说,媒体应该追求独立客观,他们不能归属于哪一个政治派别;
媒体在报道的时候需要试图区分事实和价值,记者负责事实的采集和核查,需要告诉大众事实到底是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对这个事实应该如何评价,则引进了多套系统。
第一套叫做社论系统,就是报纸的核心编辑人员对事件的看法以及他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第二套叫做专家系统,就是报纸找到一批知识分子,专门来评论各种热点事件,并且有多种不同的观点,这就叫新闻评论系统。
在新的竞争准则下,一个记者报道未经查证的消息,是被媒体和大众所唾弃的,而新闻评论也有约束,完全违背大众主流价值观的评论也会被编辑系统过滤掉。
当然,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所谓这种客观,其实也是主观的。
这种客观后面还是必须要迎合主流的社会价值观,而不是真正能做到真正的客观。
这时的大众媒体,并非是一个真相报道者,他只不过是社会主流观念与精英编辑共同合作的产物,白人私刑黑人时,媒体照样倒向白人,种族隔离,媒体照样支持,碰到战争也是一边倒支持政府。
媒体是商业机构,编辑不可能为了自己的个人观念去得罪主流的民意。
所以客观这一标准,有很大的进步,但依然被商业所约束、被客户观念所约束,其实是要大打折扣的。
从二十世纪初起,媒体企业的总编们,开始意识到,其实一个媒体总编的政治地位其实远高于那些众议员和州议员。
因为媒体的大规模扩张,让他拥有了影响大众的能力,甚至在某些议题上,媒体具备有引领的作用。
这时媒体企业将公信力作为核心竞争力,不断强化媒体的公信力和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媒体开始反过头来不断的修理政客和政府,以建立他在大众中是一个有责任心和公信力的机构,媒体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成为民间的意见领袖和维权代表。
自此,媒体被称为作第四权。
纽约最有分量的报纸《晚邮报》和《世界报》也感到了过渡时期的压力,报纸的各种开销和发行量成为反比,但具有知识色彩的报纸保持了原来的风格。
戈德金离开《晚邮报》后,这份报纸依然十分出色,怀特、奥戈登、斯特伦斯基继他之后,倾心倾力地投入到新闻事业中去。
威尔逊主持《晚邮报》的时代,编辑部的人员感到了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崇高,在丑国新闻史上他们有着伟大编辑的荣誉,然而没有谁预料到柯蒂斯会在1923年吞并了这份出色的报纸。
《世界报》也同样保持了它的荣誉,在普利策死后报纸原则仍未改变,它依然在新闻界中保持着民主和自由主义的领袖地位。
然而,残酷的竞争还是压垮了它。
1931年,人们再也读不到《世界报》了,只剩下一家叫《圣路易斯快邮报》的报纸在继续着这种有着光荣传统的新闻事业。
在过渡时期,不仅仅报纸在发生变化,杂志也同样被过渡期的浪潮推动着,其变化比报纸有过之而无不及。
首先,杂志与报纸一样在技术上寻求突破;
另外,在迎合读者的问题上,杂志采取了折中或变通的态度,他们已经学会不去苛求读者。
与报纸一样,广告经营也成为杂志存活的命脉。尽管报纸和杂志都承载着一定的文化,但它们在过渡时期表现有很大的不同,杂志在其中的分化转变比起报纸来更加彻底。
譬如,《哈泼斯》的转变使《纽约时报》和《芝加哥论坛报》也难以望其项背。
报纸的发行量与社会与人口的发展成反比,而杂志截然相反,它的发行量以数倍增长,实在令人瞩目,在其后不足50年的时间里,丑国杂志的发展与成就实在让人嫉妒。
19世纪初,各种杂志依然保持着传统和严肃性,刊物以发表为主,其余的版面只能靠一些历史、游记、传记、小品文等填满。
杂志的受众还没有面向大众,而是以中产阶为主,其次是一些社会组织、学校和图书馆作为收藏。
人们在杂志上讨论问题总是讲求客观性,还略有一点学究气,一些外国作家的漂亮文章也不时会在上面发表。
那时,杂志的发行还没有上升的趋势,即使是《大西洋月刊》、《民族》、《哈泼斯》、《世纪》、《独立》也都如此。
但后来,人们却把那时的杂志看成最高典范,其作品的价值是20世纪的杂志无法比拟的。
在20世纪的所有杂志中,似乎只有《纽约客》的表现尚可,至少它还尽力保持从前的水准。
尽管如此,依然出现了一批有才华的编辑和大牌记者,如麦克卢尔、沃克、斯蒂芬、拉塞尔和亨德里克,是他们让杂志的销量大增,并突破以前不敢想像的几十万份。
可以说,新杂志代表着怀疑的时代,而传统杂志则表现了一个乐观时代。
揭露成为杂志的新任务,杂志人成为一些机会主义者,写一些表面而浅薄的文字。
这种行径为新杂志带来了新的问题,《汉普顿》停刊了,《大众》和《麦克卢尔》则被与杂志内部有利益关系的财团买下,《丑国杂志》也改旗易帜。
大量广告、鼓吹商业的文字、通俗占领了杂志的版面。
杂志的风格变为平易近人和轻松实用,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妇女家庭杂志》,它从新旧不同的风格中找到了自己的路。
虽然它不具有权威性和广泛影响,但是这个时期最有典型特征的杂志。
26岁的爱德华·博克接下了《妇女家庭杂志》,他在杂志中展现出平易的风格,并且主持编辑了30年。
各种贴近读者的专栏广受欢迎,关于咨询、指南和一些生活家庭常识类的文字成为该杂志的主要特色。
当然,他们有自己的立场,敢于揭露公共问题,譬如,专利药品的斗争与改革,伯顿法案的出现都是他们的功劳。
但上述的一切都要比广告显得逊色。广告业绩与杂志的销量成正比,或许可以说,是《妇女家庭杂志》开创和培养了丑国人只看广告而不浏览内容的习惯。
另一个成功杂志的代表是《星期六晚邮报》,虽然它的名字听起来更像一份报纸,其实它是后来广受欢迎的周刊之一。
19世纪末,年轻的罗里默买下《星期六晚邮报》,那时它还是一份不大知名的杂志。
罗里默是个具有商业头脑的家伙,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业人士是他的理想,他清楚地意识到,文学、新闻、公共事业,都具有商业利用的价值。
罗里默还写过一部商业书籍,据说还很畅销,他所买下的杂志同样具有商业畅销书的特色。
他把成功的商人以传记文学的形式印在杂志上,商业报道和对商业历史的审读也成为这本杂志的工作任务;
在评论方面,这份杂志喜欢鼓吹丑国的政治,强调本国优势,对于各种企业都表现出友好的态度。
他的做法在当时十分成功。即使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发行量也达到了不可想像的300万份。
罗里默可以称为杂志史上的卓越编辑。
尽管罗里默以商业的头脑经营,但是他从来没有在他的杂志上放弃文学,相反,他能够看到文学的商业价值。
购买《星期六晚邮报》的读者不少是文学爱好者,因为上面有优秀的作品,诺里斯的《章鱼》、卡贝尔的《鹰影》等都被文学爱好者喜欢,上面也包括名家德莱塞、刘易斯和康拉德的作品。
这本杂志保持着高尚品位的原则,你可能怀疑这本杂志的文学信仰,但绝不能怀疑杂志上的优秀家,包括那些通俗家和漫画家们,他们也一样受欢迎。
他们使读者在通俗中学会享受,而没有落入低俗。罗里默在杂志上没有和政治、经济更好地联系起来。
这是因为他对运动和社会改革总是抱有不信任的态度,他是个保守派,这从他编辑的杂志中就能看出来。
当然,在杂志上,他们也能写些对政治或公共问题抱怨的文章,不过他们保持与主流思想的一致性,攻击布尔什维克,赞赏那些金融领域中的成功人士,在杂志中折射出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混合气味。
像博克和他的《妇女家庭杂志》一样,罗里默和他的杂志也是成功的。
人们看到了这种成功,于是纷纷效仿,出现了《世界主义者》、《柯里尔》、《照明灯》、《妇女家庭之友》等杂志。
但这些杂志年复一年地重复着同类东西,给读者的印象根本谈不上深刻,没有成功杂志的精神。
这些杂志是大众消遣的对象,没有任何生活的理念和思想存在,它们让读者的思维变得简单,丢掉了以往的想像力,让美国的杂志走向了堕落。
在20世纪初,只有《世界工作》杂志还能受到人们的赞赏,这主要是主编佩奇的功劳。
佩奇有着高远的眼光,他曾经供职于《论坛》和《大西洋》月刊,熟悉新闻工作,在政治上倾向自由主义,并对文学满怀敬意。
他的这种能力和态度使《世界工作》具有文化启蒙的意义,他为这份杂志做了10年的贡献。
1914年《新共和》诞生,负责这本杂志的是沃尔特·李普曼和赫伯特·克罗里。
《新共和》是一份周刊,以政治评论为主要方向,并试图以审视的态度来认识丑国社会。
杂志体现了知识性和批判性,并以此保持内容的健康。当时,以揭露丑闻为主要内容的杂志纷纷停刊,《新共和》就是在此时出现的,并突出了自己的独特性。
《日晷》在两年后迁到纽约,并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在政治评论上,《日晷》失去了它的批判性,仅仅将这种批判保持在文艺方面。
随后,一些出色的新闻人加入进来,如伦道夫·伯恩、哈罗德·斯特恩、范·布鲁斯等,他们为《日晷》找到了方向,并确定了杂志的风格和理念。
杂志转变的意义要更加深远,即使单从数量上来看,也难以磨灭人们对杂志转变的印象。
尽管《日晷》在繁多的杂志中表现出色,但在1929年还是被迫停刊,这是丑国杂志史上最令人伤心的事件之一。
《民族》则依然保持了它的传统,但开创了自己的批判性。
在丑国新闻史上,那些承载丑国文化光荣的杂志则是《纽约客》、《新共和》、《大西洋》月刊,承载了这种光荣的还有让人敬慕的报纸《纽约时报》,它们为世界呈现了一个具有知识和思想的丑国。
不过那都是后话了,现在无论杂志还是报纸,都掌握在死板而老旧的精英贵族手中,距离真正的自由还有相当长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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