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
苏联的无产作家，是十月革命以后，即努力于创作的，一九一八年，无产者教化团就印行了无产者小说家和诗人的丛书。二十年夏，又开了作家的大会。而最初的文学者的大结合，则是名为“锻冶厂”的集团。
但这一集团的作者，是往往负着深的传统的影响的，因此就少有独创性，到新经济政策施行后，误以为革命近于失败，折了幻想的翅子，几乎不能歌唱了。首先对他们宣战的，是《那巴斯图》（意云：在前哨）派的批评家，英古罗夫说：
“对于我们的今日，他们在怠工，理由是因为我们的今日，没有十月那时的灿烂。他们……不愿意走下英雄底阿灵比亚来。这太平常了。这不是他们的事。”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无产者作家的一团在《青年卫军》的编辑室里集合，决议另组一个“十月团”，“锻冶厂”和“青年卫军”的团员，离开旧社，加入者不少，这是“锻冶厂”分裂的开端。“十月团”的主张，如烈烈威支说，是“内乱已经结束，‘暴风雨和袭击’的时代过去了。而灰色的暴风雨的时代又已到来，在无聊的幔下，暗暗地准备着新的‘暴风雨’和新的‘袭击’。”所以抒情诗须用叙事诗和小说来替代；抒情诗也“应该是血，是肉，给我们看活人的心绪和感情，不要表示柏拉图一流的欢喜了。”guwo.org 风云小说网
但“青年卫军”的主张，却原与“十月团”有些相近的。
革命直后的无产者文学，诚然也以诗歌为最多，内容和技术，杰出的都很少。有才能的革命者，还在血战的涡中，文坛几乎全被较为闲散的“同路人”所独占。然而还是步步和社会的现实一同进行，渐从抽象的，主观的而到了具体的，实在的描写，纪念碑的长篇大作，陆续发表出来，如里培进斯基的《一周间》，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就都是一九二三至二四年中的大收获，且已移植到中国，为我们所熟识的。
站在新的立场上的智识者的作家既经辈出，一面有些“同路人”也和现实接近起来，如伊凡诺夫的《哈蒲》，斐定的《都市与年》，也被称为苏联文坛上的重要收获。先前的势如水火的作家，现在似乎渐渐有些融洽了。然而这文学上的接近，渊源其实是很不相同的。珂刚教授在所著的《伟大的十年的文学》中说：
“无产者文学虽然经过了几多的变迁，各团体间有过争斗，但总是以一个观念为标帜，发展下去的。这观念，就是将文学看作阶级底表现，无产阶级的世界感的艺术底形式化，组织意识，使意志向着一定的行动的因子，最后，则是战斗时候的观念形态底武器。纵使各团体间，颇有不相一致的地方，但我们从不见有谁想要复兴一种超阶级的，自足的，价值内在的，和生活毫无关系的文学。无产者文学是从生活出发，不是从文学性出发的。虽然因为作家们的眼界扩张，以及从直接斗争的主题，移向心理问题，伦理问题，感情，情热，人心的细微的经验，那些称为永久底全人类的主题的一切问题去，而‘文学性’也愈加占得光荣的地位；所谓艺术底手法，表现法，技巧之类，又会有重要的意义；学习艺术，研究艺术，研究艺术的技法等事，成了急务，公认为切要的口号；有时还好像文学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原先的处所了。
“所谓‘同路人’的文学，是开拓了别一条路的。他们从文学走到生活去。他们从价值内在底技巧出发。他们先将革命看作艺术底作品的题材，自说是对于一切倾向性的敌人，梦想着无关于倾向的作家的自由的共和国。
然而这些‘纯粹的’文学主义者们——而且他们大抵是青年——终于也不能不被拉进全线沸腾着的战争里去了。他们参加了战争。于是从革命底实生活到达了文学的无产阶级作家们，和从文学到达了革命底实生活的‘同路人们’，就在最初的十年之终会面了。最初的十年的终末，组织了苏联作家的联盟。将在这联盟之下，互相提携，前进了。最初的十年的终末，由这样伟大的试练来作纪念，是毫不足怪的。”
由此可见在一九二七年顷，苏联的“同路人”已因受了现实的熏陶，了解了革命，而革命者则由努力和教养，获得了文学。但仅仅这几年的洗练，其实是还不能消泯痕迹的。我们看起作品来，总觉得前者虽写革命或建设，时时总显出旁观的神情，而后者一落笔，就无一不自己就在里边，都是自己们的事。
可惜我所见的无产者作家的短篇小说很有限，这十篇之中，首先的两篇，还是“同路人”的，后八篇中的两篇，也是由商借而来的别人所译，然而是极可信赖的译本，而伟大的作者，遗漏的还很多，好在大抵别有长篇，可供阅读，所以现在也不再等待，收罗了。
至于作者小传及译本所据的本子，也都写在《后记》里，和《竖琴》一样。
临末，我并且在此声谢那帮助我搜集传记材料的朋友。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八夜，鲁迅记。
后记
毕力涅克（Bo
isPil
iak）的真姓氏是鄂皋（Wogau），以一八九四年生于伏尔迦沿岸的一个混有日耳曼、犹太、俄罗斯、鞑靼的血液的家庭里。九岁时他就试作文章，印行散文是十四岁。“绥拉比翁的兄弟们”成立后，他为其中的一员，一九二二年发表小说《精光的年头》，遂得了甚大的文誉。这是他将内战时代所身历的酸辛，残酷，丑恶，无聊的事件和场面，用了随笔或杂感的形式，描写出来的。其中并无主角，倘要寻求主角，那就是“革命”。而毕力涅克所写的革命，其实不过是暴动，是叛乱，是原始的自然力的跳梁，革命后的农村，也只有嫌恶和绝望。他于是渐渐成为反动作家的渠魁，为苏联批评界所攻击了，最甚的时候是一九二五年，几乎从文坛上没落。但至一九三○年，以五年计划为题材，描写反革命的阴谋及其失败的长篇小说《伏尔迦流到里海》发表后，才又稍稍恢复了一些声望，仍旧算是一个“同路人”。
《苦蓬》从《海外文学新选》第三十六编平冈雅英所译的《他们的生活之一年》中译出，还是一九一九年作，以时候而论，是很旧的，但这时苏联正在困苦中，作者的态度，也比成名后较为真挚。然而也还是近于随笔模样，将传说，迷信，恋爱，战争等零星小材料，组成一片，有嵌镶细工之观，可是也觉得颇为悦目。珂刚教授以为毕力涅克的小说，其实都是小说的材料（见《伟大的十年的文学》中），用于这一篇，也是评得很惬当的。
绥甫林娜（LidiaSeifulli
a）生于一八八九年；父亲是信耶教的鞑靼人，母亲是农家女。高等中学第七学级完毕后，她便做了小学的教员，有时也到各地方去演剧。一九一七年加入社会革命党，但至一九年这党反对革命的战争的时候，她就出党了。一九二一年，始给西伯利亚的日报做了一篇短短的小说，竟大受读者的欢迎，于是就陆续的创作，最有名的是《维里尼亚》（中国有穆木天译本）和《犯人》。（中国有曹靖华译本，在《烟袋》中。）《肥料》从《新兴文学全集》第二十三卷中富士辰马的译本译出，疑是一九二三年之作，所写的是十月革命时一个乡村中的贫农和富农的斗争，而前者终于失败。这样的事件，革命时代是常有的，盖不独苏联为然。但作者却写得很生动，地主的阴险，乡下革命家的粗鲁和认真，老农的坚决，都历历如在目前，而且绝不见有一般“同路人”的对于革命的冷淡模样，她的作品至今还为读书界所爱重，实在是无足怪的。
然而译她的作品却是一件难事业，原译者在本篇之末，就有一段《附记》说：
“真是用了农民的土话所写的绥甫林娜的作品，委实很难懂，听说虽在俄国，倘不是精通乡村的风俗和土音的人，也还是不能看的。竟至于因此有了为看绥甫林娜的作品而设的特别的字典。我的手头没有这样的字典。
先前曾将这篇译载别的刊物上，这回是从新改译的。倘有总难了然之处，则求教于一个熟知农民事情的鞑靼的妇人。绥甫林娜也正是鞑靼系。但求教之后，却愈加知道这篇的难懂了。这回的译文，自然不能说是足够传出了作者的心情，但比起旧译来，却自以为好了不少。须到坦波夫或者那里的乡下去，在农民里面过活三四年，那也许能够得到完全的翻译罢。”
但译者却将求教之后，这才了然的土话，改成我所不懂的日本乡下的土话了，于是只得也求教于生长在日本乡下的M君，勉强译出，而于农民言语，则不再用某一处的土话，仍以平常的所谓“白话文”了事，因为我是深知道决不会有人来给我的译文做字典的。但于原作的精采，恐怕又损失不少了。
略悉珂（NikoleiLiashko）是在一八八四年生于哈里珂夫的一个小市上的，父母是兵卒和农女。他先做咖啡店的侍者，后来当了皮革制造厂，机器制造厂，造船厂的工人，一面听着工人夜学校的讲义。一九○一年加入工人的秘密团体，因此转辗于捕缚，牢狱，监视，追放的生活中者近十年，但也就在这生活中开始了著作。十月革命后，为无产者文学团体“锻冶厂”之一员，著名的著作是《熔炉》，写内乱时代所破坏，死灭的工厂，由工人们自己的团结协力而复兴，格局与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颇相似。
《铁的静寂》还是一九一九年作，现在是从《劳农露西亚短篇集》内，外村史郎的译本重译出来的。看那作成的年代，就知道所写的是革命直后的情形，工人的对于复兴的热心，小市民和农民的在革命时候的自利，都在这短篇中出现。但作者是和传统颇有些联系的人，所以虽是无产者作家，而观念形态却与“同路人”较相近，然而究竟是无产者作家，所以那同情在工人一方面，是大略一看，就明明白白的。对于农民的憎恶，也常见于初期的无产者作品中，现在的作家们，已多在竭力的矫正了，例如法捷耶夫的《毁灭》，即为此费去不少的篇幅。
聂维洛夫（Aleksa
Neve
ov）真姓斯珂培莱夫（Skobelev）以一八八六年生为萨玛拉（Sama
a）州的一个农夫的儿子。一九○五年师范学校第二级卒业后，做了村学的教师。内战时候，则为萨玛拉的革命底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赤卫军》的编辑者。一九二○至二一年***之际，他和饥民一同从伏尔迦逃往塔什干，二二年到墨斯科，加入“锻冶厂”，二二年冬，就以心脏麻痹死去了，年三十七。他的最初的小说，在一九○五年发表，此后所作，为数甚多，最著名的是《丰饶的城塔什干》，中国有穆木天译本。
《我要活》是从爱因斯坦因（Ma
iaEi
stei
）所译，名为《人生的面目》（DasA
tlitzdesLebe
s）的小说集里重译出来的。为死去的受苦的母亲，为未来的将要一样受苦的孩子，更由此推及一切受苦的人们而战斗，观念形态殊不似革命的劳动者。然而作者还是无产者文学初期的人，所以这也并不足令人诧异。珂刚教授在《伟大的十年的文学》里说：
“出于‘锻冶厂’一派的最是天才底的小说家，不消说，是将崩坏时代的农村生活，加以杰出的描写者之一的那亚历山大·聂维洛夫了。他全身浴着革命的吹嘘，但同时也爱生活。……他之于时事问题，是远的，也是近的。说是远者，因为他贪婪的爱着人生。说是近者，因为他看见站在进向人生的幸福和充实的路上的力量，觉到解放的力量。……
“聂维洛夫的小说之一《我要活》，是描写自愿从军的红军士兵的，但这人也如聂维洛夫所写许多主角一样，高兴地爽快地爱着生活。他遇见春天的广大，曙光，夕照，高飞的鹤，流过洼地的小溪，就开心起来。他家里有一个妻子和两个小孩，他却去打仗了。他去赴死了。这是因为要活的缘故；因为有意义的人生观为了有意义的生活，要求着死的缘故；因为单是活着，并非就是生活的缘故；因为他记得洗衣服的他那母亲那里，每夜来些兵丁，脚夫，货车夫，流氓，好像打一匹乏力的马一般地殴打她，灌得醉到失了知觉，呆头呆脑的无聊的将她推倒在眠床上的缘故。”
玛拉式庚（Se
geiMalashki
）是土拉省人，他父亲是个贫农。他自己说，他的第一个先生就是他的父亲。但是，他父亲很守旧的，只准他读《圣经》和《使徒行传》等类的书：
他偷读一些“世俗的书”，父亲就要打他的。不过他八岁时，就见到了果戈理，普式庚，莱尔孟多夫的作品。“果戈理的作品给了我很大的印象，甚至于使我常常做梦看见魔鬼和各种各式的妖怪。”他十一二岁的时候非常之淘气，到处捣乱。
十三岁就到一个富农的家里去做工，放马，耕田，割草，……
在这富农家里，做了四个月。后来就到坦波夫省的一个店铺子里当学徒，虽然工作很多，可是他总是偷着功夫看书，而且更喜欢“捣乱和顽皮”。
一九○四年，他一个人逃到了墨斯科，在一个牛奶坊里找着了工作。不久他就碰见了一些革命党人，加入了他们的小组。一九○五年革命的时候，他参加了墨斯科十二月暴动，攻打过一个饭店，叫做“波浪”的，那饭店里有四十个宪兵驻扎着：很打了一阵，所以他就受了伤。一九○六年他加入了布尔塞维克党，一直到现在。从一九○九年之后，他就在俄国到处流荡，当苦力，当店员，当木料厂里的工头。欧战的时候，他当过兵，在“德国战线”上经过了不少次的残酷的战斗。他一直喜欢读书，自己很勤恳的学习，收集了许多少见的书籍（五千本）。
他到三十二岁，才“偶然的写些作品”。
“在五年的不断的文学工作之中，我写了一些创作（其中一小部分已经出版了）。所有这些作品，都使我非常之不满意，尤其因为我看见那许多伟大的散文创作：普式庚，莱尔孟多夫，果戈理，陀思妥夫斯基和蒲宁。研究着他们的创作，我时常觉着一种苦痛，想起我自己所写的东西——简直一无价值……就不知道怎么才好。
“而在我的前面正在咆哮着，转动着伟大的时代，我的同阶级的人，在过去的几百年里是沉默着的，是受尽了一切痛苦的，现在却已经在建设着新的生活，用自己的言语，大声的表演自己的阶级，干脆的说：——我们是主人。
“艺术家之中，谁能够广泛的深刻的能干的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这个主人，——他才是幸福的。
“我暂时没有这种幸福，所以痛苦，所以难受。”
（玛拉式庚自传）
他在文学团体里，先是属于“锻冶厂”的，后即脱离，加入了“十月”。一九二七年，出版了描写一个革命少女的道德底破灭的经过的小说，曰《月亮从右边出来》一名《异乎寻常的恋爱》，就卷起了一个大风暴，惹出种种的批评。有的说，他所描写的是真实，足见现代青年的堕落；有的说，革命青年中并无这样的现象，所以作者是对于青年的中伤；还有折中论者，以为这些现象是实在的，然而不过是青年中的一部分。高等学校还因此施行了心理测验，那结果，是明白了男女学生的绝对多数，都是愿意继续的共同生活，“永续的恋爱关系”的。珂刚教授在《伟大的十年的文学》中，对于这一类的文学，很说了许多不满的话。
但这本书，日本却早有太田信夫的译本，名为《右侧之月》，末后附着短篇四五篇。这里的《工人》，就从日本译本中译出，并非关于性的作品，也不是什么杰作，不过描写列宁的几处，是仿佛妙手的速写画一样，颇有神采的。还有一个不大会说俄国话的男人，大约就是史太林了，因为他原是生于乔具亚（Geo
gia）——也即《铁流》里所说起的克鲁怎的。
绥拉菲摩维支（A.Se
afimovich）的真姓是波波夫（Ale－ksa
Se
afimovichPopov），是十月革命前原已成名的作家，但自《铁流》发表后，作品既是划一时代的纪念碑底的作品，作者也更被确定为伟大的无产文学的作者了。靖华所译的《铁流》，卷首就有作者的自传，为省纸墨汁，这里不多说罢。
《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都是文尹从《绥拉菲摩维支全集》第一卷直接译出来的，都还是十月革命以前的作品。
译本的前一篇的前面，原有一篇序，说得写分明，现在就完全抄录在下面：——
绥拉菲摩维支是《铁流》的作家，这是用不着介绍的了。可是，《铁流》出版的时候已经在十月之后；《铁流》的题材也已经是十月之后的题材了。中国的读者，尤其是中国的作家，也许很愿意知道：人家在十月之前是怎么样写的。是的！他们应当知道，他们必须知道。至于那些以为不必知道这个问题的中国作家，那我们本来没有这种闲功夫来替他们打算，——他们自己会找着李完用文集或者吉百林小说集……去学习，学习那种特别的巧妙的修辞和布局。骗人，尤其是骗群众，的确要有点儿本事！至于绥拉菲摩维支，他是不要骗人的，他要替群众说话，他并且能够说出群众所要说的话。可是，他在当时——十月之前，应当有骗狗的本事。当时的文字狱是多么残酷，当时的书报检查是多么严厉，而他还能够写，自然并不能够“畅所欲言”，然而写始终能够写的，而且能够写出暴露社会生活的强有力的作品，能够不断的揭穿一切种种的假面具。
这篇小说：《一天的工作》，就是这种作品之中的一篇。出版的时候是一八九七年十月十二日——登载在《亚佐夫海边报》上。这个日报不过是顿河边的洛斯托夫地方的一个普通的自由主义的日报。读者如果仔细的读一读这篇小说，他所得的印象是什么呢？难道不是那种旧制度各方面的罪恶的一幅画像！这里没有“英雄”，没有标语，没有鼓动，没有“文明戏”里的演说草稿。
但是，……
这篇小说的题材是真实的事实，是诺沃赤尔卡斯克城里的药房学徒的生活。作者的兄弟，谢尔盖，在一千八百九十几年的时候，正在这地方当药房的学徒，他亲身受到一切种种的剥削。谢尔盖的生活是非常苦的。父亲死了之后，他就不能够再读书，中学都没有毕业，就到处找事做，换过好几种职业，当过水手；后来还是靠他哥哥（作者）的帮助，方才考进了药房，要想熬到制药师副手的资格。后来，绥拉菲摩维支帮助他在郭铁尔尼珂华站上自己开办了一个农村药房。绥拉菲摩维支时常到那地方去的；一九○八年他就在这地方收集了材料，写了他那第一篇长篇小说：《旷野里的城市》。
范易嘉志。一九三二，三，三○。
孚尔玛诺夫（Dmit
iyFu
ma
ov）的自传里没有说明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也没有说起他的出身。他八岁就开始，而且读得很多，都是司各德，莱德，倍恩，陀尔等类的翻译小说。他是在伊凡诺沃·沃兹纳新斯克地方受的初等教育，进过商业学校，又在吉纳史马毕业了实科学校。
后来进了墨斯科大学，一九一五年在文科毕业，可是没有经过“国家考试”。就在那一年当了军医里的看护士，被派到“土耳其战线”，到了高加索，波斯边境，又到过西伯利亚，到过“西部战线”和“西南战线”……
一九一六年回到伊凡诺沃，做工人学校的教员。一九一七年革命开始之后，他热烈的参加。他那时候是社会革命党的极左派，所谓“最大限度派”（“Maximalist”）。
“只有火焰似的热情，而政治的经验很少，就使我先成了最大限度派，后来，又成了无政府派，当时觉得新的理想世界，可以用无治主义的炸弹去建设，大家都自由，什么都自由！”
“而实际生活使我在工人代表苏维埃里工作（副**）；之后，于一九一八年六月加入布尔塞维克党。孚龙兹（F
ze，是托罗茨基免职之后第一任苏联军事人民委员长，现在已经死了。——译者）对于我的这个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和我的几次谈话把我的最后的无政府主义的幻想都扑灭了。”（自传）
不久，他就当了省党部的书记，做当地省政府的委员，这是在中央亚细亚。后来，同着孚龙兹的队伍参加国内战争，当了查葩耶夫第二十五师的党代表，土耳其斯坦战线的政治部主任，古班军的政治部主任。他秘密到古班的白军区域里去做工作，当了“赤色陆战队”的党代表，那所谓“陆战队”的司令就是《铁流》里的郭如鹤（郭甫久鹤）。在这里，他脚上中了枪弹。他因为革命战争里的功劳，得了红旗勋章。
一九一七——一八年他就开然写文章，登载在外省的以及中央的报章杂志上。一九二一年国内战争结束之后，他到了墨斯科，就开始写小说。出版了《赤色陆战队》，《查葩耶夫》，《一九一八年》。一九二五年，他著的《叛乱》出版（中文译本改做《克服》），这是讲一九二○年夏天谢米列赤伊地方的国内战争的。谢米列赤伊地方在伊犁以西三四百里光景，中国旧书里，有译做“七河地”的，这是七条河的流域的总名称。
从一九二一年之后，孚尔玛诺夫才完全做文学的工作。不幸，他在一九二六年的三月十五日就病死了。他墓碑上刻着一把剑和一本书；铭很简单，是：特密忒黎·孚尔玛诺夫，共产主义者，战士，文人。
孚尔玛诺夫的著作，有：
《查葩耶夫》一九二三年。
《叛乱》一九二五年。
《一九一八年》一九二三年。
《史德拉克》短篇小说，一九二五年。
《七天》（《查葩耶夫》的缩本）一九二六年。
《斗争的道路》小说集。
《海岸》（关于高加索的“报告”）一九二六年。
《最后几天》一九二六年。
《忘不了的几天》“报告”和小说集，一九二六年。
《盲诗人》小说集，一九二七年。
《孚尔玛诺夫文集》四卷。
《市侩杂记》一九二七年。
《飞行家萨诺夫》小说集，一九二七年。
这里的一篇《英雄们》，是从斐檀斯的译本（D.Fou
ma－
ow∶Die
ote
Helde
，deutschVo
A.Vide
s，Ve
lagde
Juge
di
te
atio
ale，Be
li
1928）重译的，也许就是《赤色陆战队》。所记的是用一支奇兵，将白军的大队打退，其中似乎还有些传奇色采，但很多的是身历和心得之谈，即如由出发以至登陆这一段，就是给高谈专门家和唠叨主义者的一个大教训。
将“Helde
”译作“英雄们”，是有点流弊的，因为容易和中国旧来的所谓“显英雄”的“英雄”相混，这里其实不过是“男子汉，大丈夫”的意思。译作“别动队”的，原文是“Desse
t”，源出法文，意云“追加”，也可以引伸为饭后的点心，书籍的附录，本不是军用语。这里称郭甫久鹤的一队为“
oteDesse
t”，恐怕是一个诨号，应该译作“红点心”的，是并非正式军队，它的前去攻打敌人，不过给吃一点点心，不算正餐的意思。但因为单是猜想，不能确定，所以这里就姑且译作中国人所较为听惯的，也非正装军队的“别动队”了。
唆罗诃夫（MichailSholochov）以一九○五年生于顿州。父亲是杂货，家畜和木材商人，后来还做了机器磨坊的经理。母亲是一个土耳其女子的曾孙女，那时她带了她的六岁的小儿子——就是唆罗诃夫的祖父——作为俘虏，从哥萨克移到顿州来的。唆罗诃夫在墨斯科时，进了小学，在伏罗内希时，进了中学，但没有毕业，因为他们为了侵进来的德国军队，避到顿州方面去了。在这地方，这孩子就目睹了市民战，一九二二年，他曾参加了对于那时还使顿州不安的马贼的战斗。到十六岁，他便做了统计家，后来是扶养委员。他的作品于一九二三年这才付印，使他有名的是那大部的以市民战为材料的小说《静静的顿河》，到现在一共出了四卷，第一卷在中国有贺非译本。
《父亲》从《新俄新作家三十人集》中翻来，原译者是斯忒拉绥尔（NadjaSt
asse
）；所描写的也是内战时代，一个哥萨克老人的处境非常之难，为了小儿女而杀较长的两男，但又为小儿女所憎恨的悲剧。和果戈理，托尔斯泰所描写的哥萨克，已经很不同，倒令人仿佛看见了在戈理基初期作品中有时出现的人物。契诃夫写到农民的短篇，也有近于这一类的东西。
班菲洛夫（Fedo
Pa
fe
ov）生于一八九六年，是一个贫农的儿子，九岁时就给人去牧羊，后来做了店铺的伙计。
他是共产党员，十月革命后，大为党和政府而从事于活动，一面创作着出色的小说。最优秀的作品，是描写贫农们为建设农村的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勃鲁斯基》，以一九二六年出版，现在欧美诸国几乎都有译本了。
关于伊连珂夫（V.Ilie
kov）的事情，我知道得很少。
只看见德文本《世界革命的文学》（Lite
atu
de
Welt
evo－tutio
）的去年的第三本里，说他是全俄无产作家同盟（拉普）中的一人，也是一个描写新俄的人们的生活，尤其是农民生活的好手。
当苏俄施行五年计画的时候，革命的劳动者都为此努力的建设，组突击队，作社会主义竞赛，到两年半，西欧及美洲“文明国”所视为幻想，妄谈，昏话的事业，至少竟有十个工厂已经完成了。那时的作家们，也应了社会的要求，应了和大艺术作品一同，一面更加提高艺术作品的实质，一面也用了报告文学，短篇小说，诗，素描的目前小品，来表示正在获胜的集团，工厂，以及共同经营农场的好汉，突击队员的要求，走向库兹巴斯，巴库，斯太林格拉特，和别的大建设的地方去，以最短的期限，做出这样的艺术作品来。日本的苏维埃事情研究会所编译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丛书》第一辑《冲击队》（一九三一年版）中，就有七篇这一种“报告文学”在里面。
《枯煤，人们和耐火砖》就从那里重译出来的，所说的是伏在地面之下的泥沼的成因，建设者们的克服自然的毅力，枯煤和文化的关系，炼造枯煤和建筑枯煤炉的方法，耐火砖的种类，竞赛的情形，监督和指导的要诀。种种事情，都包含在短短的一篇里，这实在不只是“报告文学”的好标本，而是实际的知识和工作的简要的教科书了。
但这也许不适宜于中国的若干的读者，因为倘不知道一点地质，炼煤，开矿的大略，读起来是很无兴味的。但在苏联却又作别论，因为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智识劳动和筋肉劳动的界限也跟着消除，所以这样的作品也正是一般的读物。
由此更可见社会一异，所谓“智识者”即截然不同，苏联的新的智识者，实在已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对秋月伤心，落花坠泪，正如我们的不明白为什么熔铁的炉，倒是没有炉底一样了。
《文学月报》的第二本上，有一篇周起应君所译的同一的文章，但比这里的要多三分之一，大抵是关于稷林的故事。我想，这大约是原本本有两种，并非原译者有所增减，而他的译本，是出于英文的。我原想借了他的译本来，但想了一下，就又另译了《冲击队》里的一本。因为详的一本，虽然兴味较多，而因此又掩盖了紧要的处所，简的一本则脉络分明，但读起来终不免有枯燥之感。——然而又各有相宜的读者层的。有心的读者或作者倘加以比较，研究，一定很有所省悟，我想，给中国有两种不同的译本，决不会是一种多事的徒劳的。
但原译本似乎也各有错误之处。例如这里的“他讲话，总仿佛手上有着细索子，将这连结着的一样。”周译本作“他老是这样地说话，好像他衔了甚么东西在他的牙齿间，而且在紧紧地把它咬着一样。”这里的“他早晨往往被人叫醒，从桌子底下拉出来。”周译本作“他常常惊醒来了，或者更正确地说，从桌上抬起头来了。”想起情理来，都应该是后一译不错的，但为了免得杂乱起见，我都不据以改正。
从描写内战时代的《父亲》，一跳就到了建设时代的《枯煤，人们和耐火砖》，这之间的间隔实在太大了，但目下也没有别的好法子。因为一者，我所收集的材料中，足以补这空虚的作品很有限；二者，是虽然还有几篇，却又是不能绍介，或不宜绍介的。幸而中国已经有了几种长篇或中篇的大作，可以稍稍弥缝这缺陷了。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九日，编者。